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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罗家伦校长

薛人仰

罗先生不但把大学部很完整地西迁，连附属的实验学校也由于他的坚毅意志而获得保全。1937年8月15日，日寇飞机扫射中大，实验学校大门受创。26日晚，敌机再度来袭，大学部和实验学校校舍都被轰炸。第二天一早，罗先生就到学校来看，他站在炸弹坑旁当着实校的教职员们说:“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

实验学校西迁之计，就根据他这句话而决定下来。以当时情境而言，一所中学而能迁地上课，确实不易。那时我已在实校服务，学生之中家住沿海各省愿意跟着学校走的还有一百多人，于是我们留校的十来个教职员，一面将图书仪器装箱也托大学部所包的江轮经运重庆，一面带着中学部的留校学生先到安徽屯溪，借邵家祠堂上课，10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罗先生特地赶来主持，虽然只是匆匆地讲一次话，对正处在流离徬徨情况中的师生们却是一服无比的兴奋剂。后来战事逆转，屯溪吃紧，我们这批师生又取道南昌，小住长沙，而辗转迁到贵阳。

在这段艰难的旅途中，交通是处处都危险万状，生活也时时有断炊之虞，全靠罗先生全力支援，我们这批师生得以在1938年冬安抵贵阳。这时罗先生又将实校托由大学包船所运的图书仪器，转到贵阳，使中大实校复校，并且成为当地公私立中等学校中设备最充实的一校。这是罗先生说到做到、坚强毅力的表现，也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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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与战火中的孤儿

当丁家桥中大附小教学走上正轨之时(1947年左右),姚正典老师考取了中央大学,离别了与他朝夕相处的周校长、陈老师和盛老师。不久，南京市学潮大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如火如茶,姚正典成了中央大学学潮运动的一位积极分子，并加入了地下党。工作间隙他还经常回丁家桥附小，向周校长及陈、盛两位老师传播新的思想和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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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征老师的师生情与品德

陈嘉宁

在为人的品德上，陈德征老师也是言传身教。她一身正气，经常对学生说:“在重庆沙坪坝附小时，日寇经常空袭，要躲警报钻防空洞，达官贵人都是带着金银首饰财宝，而我每次都是抢着几本相册，里面都是历届学生毕业时送给我的照片，这是我最珍贵的财富，比金银首饰更宝贵。”凡是毕业班的同学都要赠送她相片，背后要签上姓名。她在没事的时候都要把这些相片翻出来看看，她把这些学生都深深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默默地为他们祝福。学生总是老师的话题，当陈德征老师在念叨王秉道时，盛振伟老师就讲王秉仑；陈老师讲柏斯民时，盛老师就讲柏斯仪；陈老师讲韩品峥时，盛老师不忘韩品嵘。多好的学生，又是多么好的老师，更是令人美慕的师生情。

陈德征老师一生俭朴，她微薄的工资，大部分用于费助穷亲戚的子女上学读书。在她赞助的这些家庭中前后有七人走上了教育岗位,传承她的事业，做清贫的教师。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了她的爱国热忱，她关注着战局的变化,担忧着祖国的安危。她虽然心中无限牵挂，仍流着泪把自己唯一的、只有十五岁的亲侄子送到军事干校，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接着，她又毅然决然地把自己二十余年积攒的养老金(过去老师都是聘用制，没有退休制)三十多枚金戒指全部捐献出来购买飞机，支援抗美援朝，她把一个中国人能做到的全部献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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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眠之夜

——忆在“附小”迎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

周广心

我1944年6月底从“附小”毕业，考入中大附中沙校，但因家父在“附小”任职，我家仍住在“附小”内。

暑假是我最喜欢的假期，天气热，假期长，可以和小朋友四处走走，到嘉陵江畔看石门，

到歌乐山下小溪里捉鱼虾，晚上则和住校老师在操场上乘凉，说说笑笑，十分安逸。

1945年暑假，在晚上乘凉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比往年好，话题也往往集中在抗日战争的形势上。那时万恶的轴心国意大利、纳粹德国已先后战败，美国在日本本土的广岛、长崎扔下了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在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大家都盼望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能早日取得胜利，回到老家去。在重庆，逃难而来的人们都认为重庆虽定为陪都只是暂时立足之地，而本地人也把这些人叫作“下江人”。

有一个暑假之夜令我终生难忘，那是1945年8月15日晚上，太阳落山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天上星很密大家照例围坐在操场上乘凉谈笑。突然，有几个中央大学的学生快快步跑了过来，大声叫道：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顿时，大家都沉寂了，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过了一会才一再追问：“你讲什么？”那几个大学生兴奋地讲：“我们刚刚听到广播，日本鬼子无条件投投降了！”说完，他们朝沙坪坝正街方向跑去。我和嘉宁弟也跟着他们一起跑。

到了沙坪坝正街，已是万人空巷、人山人海，居民和附近几个大学的师生都涌了过来。积攒了几年的国仇家恨一下子喷吐出来，大家都有一种浓重的“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胜利之感。人们有的提着灯笼，有的打着火把，大多数人则随着人流拥挤向前并齐声欢呼。锣声、鼓声响个不停，一串串的鞭炮相继燃放，闪光、声响、硝烟刺激得游行的群众更加兴奋。

当时，大家一致的手势是向上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成“V”状，象征胜利，大家共同的口号是：“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沙坪坝正街不长，长龙样的人群往返地流动着，嘶哑地叫喊着，尽情地敲打着。

夜深了，我们才从正街跑回“附小”，大人们仍在操场上兴奋地谈论，憧憬“轻舟过重山，结伴好还乡”的愿景，巨大的欢乐让大家彻夜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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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届校友给全体同学的一封信

同学，您好!

迄20年，我们离别南大附小已经50周年了。

我们这辈人，生活在在动荡剧变的时代，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锤练。回首往事，有些擦肩而过，有些一笑了之，有些则不愿回顾，唯有那份坦诚真挚的友情永远不能忘怀！

您还记得与忠实的小伙伴一起在在附小的快乐生活吗？

在劳动课上挖到银元时，我们一同把它献给南京市政府，受到市长热情的接待，他夸我们是新中国的好少年。

南大附小的童声合唱团里，你我经常外出参加演出和比赛。当年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的开始曲——《少年儿童队队歌》就是由我们灌录的。

为宣传抗美援朝，我们编排了《到前线去》的独幕剧，孙文景扮演思想落后的妈妈，徐本力扮演上前线的青年，徐邦庆扮妹妹......

由孙文景提供素材，我们共同改编了“小志愿军孤身赴朝英勇打击美国鬼子”的故事，参加南京市少年儿童讲故事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为帮助潘兴同学摆脱“小流氓”组织，我们开了一次主题队会，一个个发自童心的肺腑之言，感动得全班同学痛哭流涕......

好斗嘴、赌气的男女生小伙伴，在史景璋家的阳台上，各自自我检讨，握手言和......

太平门外钟山脚下，我们开展了“抓特务”的大队活动......

雨花台烈士陵前听老师讲恽代英等英烈的革命故事......

班主任吴馨先生像慈父一样始终关怀着我们的成长......

人总是生活在回忆和希望之中，进入老年的人们更加珍惜对美好经历的回忆。人生难得！相聚难得！真诚的友情更难得！！我们期盼着在离别50年之后，当年的快乐小伙伴，能再聚

一堂，一起回顾那份遥远，却无比亲切难忘的美好同忆！

留在南京的同学商定，我们做东，邀约您于2001年8月8日至8月9日来南京，参加离别附小50周年纪念聚会。

留南京的附小同学：史景璋 倪寓南 李春馨 范玉红

                  周大文 陈励先 沈定康 马中男

                  张思源 卢钦民 李宝林 陈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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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参军成为当年南京的“红色母亲”

徐本立

南京解放不久，大约50至51年前后，为了加强解放军的军队建设，中央决定动员些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培养一批有知识的军队干部。南京市政府、媒体和社会各方面都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青年积极报名参加军干校。我的大哥正好符合年龄，首先向家里提出想去报考军干校，我母亲开始想不开，坚决反对，当时包括我在内，全家积极做母亲的工作。在母亲犹豫不决时，有一天我对母亲说:“如果南京市的每个母亲都像你这样，那谁去参加军干校呢？”这句话对母亲最后的决策影响极大。经过全家的再三说服，妈妈终于同意了。我大哥也顺利地报名参加了第一批军干校。当时《新华日报》记者得知这一典型事例后，专门到我们家来进行了采访，并在《新华日报》上报道了我母亲如何转变思想同意我大哥参加军干校的事迹。之后，许多单位都来请我母亲去做报告，一时间，我母亲成了南京市有名的“红色母亲"。因为在报道中，特别提到了我如何说了那句至关重要的话面促使母亲转变态度，所以我也在《新华日报》上不大不小地露了一次脸，沾了点小光。第二年，我二哥也顺利地参加了第二批军干校。从此，我们家成了当时颇为受人尊重的“光荣军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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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争取入党未果

徐本立

我们这个“红色家庭”多年来一直对党忠心耿耿，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并且都把“争取入党”作为每个人在政治上的奋斗目标。虽然在争取入党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我父亲、大哥和二哥最终都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在附小任教时，母亲在业务上不断进取，在政治上高标准要求自己，长期把争取入党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奋斗目标。后来母亲调到父亲单位，也一直没有放弃追求。说实在的，母亲在上海期间，各方面的表现都是无可非议、非常出众的，是基本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的。但她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带着这一终生遗憾，离开了人世，其实原因很简单，据说我的姑父与人民公敌蒋介石有着亲戚关系而且又是国民党军界的大官，我们一家在文革期间都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也正因为如此，我和我姐姐很早就放弃了我们多年的政治追求，决定从此不再提出人党申请，也不参加任何党派,决心做一个无党无派人士。直到 1992年，我在我院民盟支部年多的“攻关”下，才决定为自己选接工个“政治保护会”，终于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名成员，同年因此而当上物市政协常委，至今仍兼任上海市民盟高教委员副主任，并代表上海市民盟参加了去年在京举行的第九届民盟中央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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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的回忆

盛礼贤

四七年秋我五岁，进了一年级。一年级的启蒙老师是游尔玉老师，她的一个侄子和我一样大，还有一个沈祥君同学，我们几个因年龄小、个子矮，总坐在教室的第一、二排。教室是在现学校西边斯霞纪念馆的楼中，那是为纪念美国教育家杜威先生来校建的，当时命名为“杜威楼”。那座楼共四个教室，一年级两个班在一楼，二年级两个班在二楼。记得国语课一开始学的是：“来，来 ，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算术学的是加减法，并没有学过注音字母，更不用说学汉语拼音，字是繁体字。教学要求与现在不能比，内容简单，要求也低。到了二年级是斯霞老师教我们，大约那时斯老师还未总结出“意心母爱”的教育理论，也未采用“集中识字”的方法。在我们读二年级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在“淮海战役”中失败，当时学校西边的伪测量局、伪农林部的汽车车库里住满了国民党的伤病员。这些残兵败将对人民群众颐指气使，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兵殴打三轮车夫被千夫指。解放前夕，我们经常看到中央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他们群情激愤，高呼口号，年幼的我们并不知道群众游行是怎么回事，感兴趣的是他们手中三角形的红绿色小旗。中大游行学生散场后，常从附小门口过，他们会把手中的小旗送给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得到旗的小朋友欢呼雀跃，拿着旗四处奔跑。直到我们长大后，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地下党领导的革会群众开辟的反蒋斗争第二战场。